建什么样的城？建城的钱从哪儿来？谁来住进城？……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，连日来代表委员展开热议。本报记者连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，与代表委员一道，共同回答四川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出谋划策必须面对的三道“必答题”。
必答题一：建什么样的城？

　　“你喜欢什么样的城？”记者问全国人大代表骆云莲。

　　骆云莲是来自雅安市汉源县永利乡的农民。像她一样的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民的选择，将决定四川未来城镇化的走向。“我不想进城。进了城能干啥？”她反问记者。紧接着掰起指头给记者说起农村的好来：没事就抬根凳子和大家坐在院坝里聊天；一家有事，家家户户都来帮忙……“你希望你的孩子也留在农村？”记者问。“还是希望他住在大城市。”骆云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，她希望儿子在城里找个好工作，上下班坐车都方便，以后孙子也不用走那么远的山路上学了。

　　也许是意识到和之前的回答有些“矛盾”，骆云莲补充起自己的期盼：我们村一组到二组要走两个小时，希望能把大家集中起来，建个新村，要建得和城里一样好。

　　他们眼中的“城”——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绵阳市市长林书成的看法是，人在不同阶段对城有不同的需求。应该构建大城市、中小城镇、乡村三级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。年轻人求学、工作在大中城市，退休后可以到小城镇，甚至到农村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何健认为，德国面积比四川小，人口比四川少，但城镇数量却比四川多。四川可借鉴德国经验，加快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小城镇，让农民就近就地低成本地城镇化。但要有意识地把产业布局分布到小城镇，否则企业和农民都不愿意去。

　　周其仁：无论中国，还是四川，都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城镇化道路。但有一条基本准则必须把握：不管是大城市，还是小城镇，好不好，必须以是否给这个城镇居民带来收入提高为衡量标准。某些地方不适合建城镇，就搞搞生态也很好。就业解决不了，可以转移输出，留在当地的居民数量的“分母”少了，相应人均收入就提高了，目的也达到了。

　　必答题二：建城的钱从哪儿来？

　　“这些就是民营经济应该干的事！”回答城镇化是否对社会资本有吸引力的问题，全国人大代表刘永好明显提高了声音。“央企不会大规模参与城镇化建设，特别是小城镇建设。”在刘永好眼中，民营经济应该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主体。比如，随着农村规模种植、养殖业的兴起，民营经济可以就近投资建农产品加工企业，既帮助农民解决产品销路，也可以吸引剩余劳动力务工，形成小城镇发展的产业推力。“如果这些小城镇没有靠近成都这样的大城市，社会资本是否也感兴趣？”记者问。“这些地方经济基础薄弱，居民购买能力弱，对企业家来讲可能不划算。”刘永好因此建议，政府应该把路、桥、水、电等基础设施搞好，吸引社会资本；另外还可以创新体制机制，比如企业与当地农民合作社合作开发项目，可以减少企业对风险的担忧。

　　他们眼中的“钱”——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南充市副市长朱家媛认为，城镇化的成本应该由政府、企业和个人分别承担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项目政府要做好；经营性和服务性等项目民间资本介入基本没有什么障碍；还应该在农村土地上做文章，让农民能够带着财产进城，也能分担得起建设成本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广元市市长王菲则认为，既要考虑如何“挣”钱，也要考虑如何省着花。后发地区的优势就是可以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教训，从容地做好城市规划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和重复建设等问题，这就可以把钱省出来用在刀刃上。

　　周其仁：政府也可以拓展筹措资金的渠道。但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，比如可以发行城镇化建设的政府债。债权人、发行中介等环节自然会按市场规律来判断。也需要让人大代表议一下。必须有人为城镇化付出的成本负责，但不应该用非市场化的手段人为压低城镇化的成本。

　　市长们都说民营经济进入城镇化建设没有什么障碍，当然是好事，但必须实地考察才能下结论，障碍往往都在细节上。今年的凤凰体育，再次强调要坚持转变政府职能，推进政企分开。在城镇化建设问题上，如果政企不分，很难做到民营企业和政府“亲儿子”一碗水端平。

　　必答题三：谁来住进城里？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汪其德是四川数量众多的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。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抉择来对四川的城镇化进程投票。

　　汪其德1997年辗转北京、福建等多个地方打工。前几年，汪其德决定回巴中老家发展，在巴中市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。

　　“巴中这个城，比北京、厦门还好吗？”记者问。

　　“在外面做得再好，也没人认识你。”汪其德说，选择回老家就是希望带领更多的乡亲们富起来，这样才有成就感。但出去这么多年，老家农村确实也呆不惯了。

　　汪其德现在在老家农村办起了“五郎”黄羊和“红旗”生猪专业合作社，带领10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。原本在外地打工的不少年轻人也被吸引回来，腰包鼓起来后，他们也在谋划着和汪其德一样，也在城里买房，变成城里人。

　　他们眼中的“人”——

　　王菲告诉记者，返乡农民工有一定积蓄，对城市生活比较了解，这个群体将在城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。但这个群体也不尽相同，一部分农民工是因为年龄大了，想落叶归根。另一部分是带着资金、技术回乡创业，我们有专门政策支持吸引他们回来。

　　林书成认为，对于这些城市的新成员，一方面需要在住房保障等硬件方面给予他们同等待遇。另一方面需要采取各种措施，提高他们的文明素质，让他们从一点一滴开始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。

　　周其仁：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，四川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，不少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就业，这对他们是好事。但不应把省外转移人数超过省内输出人数看成是一个转折性的信号，很可能外部形势发生变化后，他们又出川了。以前讲“海归”，现在讲“农归”，既要发挥他们回乡的作用，更应该坚持来去自由。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，生活习惯与城里人不同，不应看成是素质不高。农民工市民化不只是解决社保、住房，而是全方位的深刻变化。